特约评论员 姜泓冰
当我们急迫于为什么今天如此缺少科学大家、缺少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不能不从郑哲敏、王小谟们的人生道路中,寻求共性与启发。
他们,88岁和74岁;一位是当年留美海归,一位由新中国高校本土培养;一位是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著名力学家,一位被媒体称为中国预警机之父、雷达工程专家。
郑哲敏院士和王小谟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在人生晚年,收获了他们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打量两位先生,乃至打量2000年设立最高科技奖以来获奖的历届科学家,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共性:都已白发苍苍,却依然汲汲于科研、工作,享受着科研、育人的乐趣;都将“服从国家需要”而非个人“成功”作为确定科研方向的第一动力;不惜投入十年乃至数十年,或居深山,或甘当绿叶,专心一意磨一剑;荣誉面前淡定谦和,不卑不亢,不急不躁。
这样的特性,在而今已是古稀与耄耋之间的老一代科学家身上,在他们敬重的更老一代科学大家如钱学森等人身上,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共性。今天的年轻记者会很自然地问起,1952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郑哲敏“为什么要冲破阻力费尽周折地回国”,88 岁的老先生很平和地解释:“我们那时,是唱着驱逐列强长大、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心痛的……”他甚至已做好准备,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既可能从事尖 端科研事业,也可能做最简单的管道计算——听从祖国召唤,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优裕稳定的物质环境,放弃可能一帆风顺的个人事业,对于他们更像是一种自然 而然的选择。
当我们急迫于为什么今天如此缺少科学大家、缺少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不能不从郑哲敏、王小谟们的人生道路中,寻求共性与启发。
我们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果能多几个“黑头发”的后生健步上台来领取,才更好。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太需要新一代的拔尖创新人才与科学大家脱颖而出。要造就这样的人才,值得反思与改革的,绝不仅仅是僵化的应试教育制度、科研成果评奖制度,还要深挖、除去这些制度根植的文化土壤。
对于科技人才成长而言,近些年最富毒性的土壤,莫过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心态。大学自主招生,报考的优秀生们竟然大多将第一志愿填成“金融”;出国留学,不 问专业只重大学排名;精英回国,最常听到的理由是“在国外混得不好”“国内给的条件好”……在智识阶层普遍远离“温饱层”的时代,如果高学历人群不能学会 看淡物质欲望、回归单纯本真、享受学习及科研乐趣而非一味把它看作获取功利的手段,不能将“国家需要”与“世界需要”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为发论文而科研, 为获奖、获利而不惜造假就会在所难免。而在科研体制机制上,如何克制急功近利的“政绩式”科研冲动,在科研考评上更多遵从自然规律,不追求短期效应,为年 轻人创造更好成长、成熟环境,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浮躁,才有大家、大成果,才有创新型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