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23位“两弹一星元勋”予以表彰:授予健在的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彭桓武16人和去世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7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他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家境殷实的农家,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郭永怀自幼聪明伶俐,郭文吉夫妇将他视若掌上明珠。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里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直接转入本科学习。聪颖好学的郭永怀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关爱。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到北京大学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在顾、饶二位导师的精心锤炼下,郭永怀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40年8月,经过一番周折,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1941年,郭永怀又赴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1945年,他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北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科学部的基础上创办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

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此后,声名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不久,他又成为康乃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就,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1953年8月,中美继签定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

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郭永怀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路上归途。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他毅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他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这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中国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致信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史多带几个人回来!”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

历经波折,郭永怀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和家人,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期间,在中科院组织的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京正式成立。1964年2月,它发展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国政府决定,我们自己搞!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中国自己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瀑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1961年初春,郭永怀和彭桓武、王淦昌被周总理派专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赴宴。席间,周总理觉悟地勉励:“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尖端人才,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同年7月,郭永怀科技报国的热情得到了党的认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高原作业会因缺氧而造成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同志深知科学家的艰辛。一天,郭永怀和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被周总理请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亲自作陪。宴会上,聂帅举杯宣布:“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为此,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中旬,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试爆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接送郭永怀、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人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去古楼兰国观光,观看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实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这一天,同时又是断言“中国一百年搞不出原子弹”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为此,外电当时曾经评论说:“中国在一天之内为自己得到了两分。”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70年4月24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他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他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偏离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蹿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辩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高层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整个民族为这位牺牲在“两弹一星”研制前线的级别最高的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他烈士称号。同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没有忘记郭永怀这位国防科技先驱。

1985年,牺牲已经17年的郭永怀又被补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7年7月,为纪念建军70周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该书“军事历史·Ⅰ卷”收入了“郭永怀”词条,称其“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重大问题”,这是对郭永怀在中国军事科技史上崇高地位的充分肯定。

1999年4月2日,郭永怀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郭永怀是国际著名力学家,我国导弹、核武器奠基人,曾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试验、组织工作。”5月29日,《人民日报》科技版又发表了《人民的科学家――纪念郭永怀院士》专题纪念文章,对其学问、人品推崇备至:“31年后的今天,人们如此隆重地纪念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为留学美国的青年时代,以卓越的智慧攻克了人类空气动力科学发展史上的拦路虎――‘声障’世界性难题;不仅仅因为他听从祖国召唤,回国后和周培源、钱学梦、钱伟长一起为发展我国近代力学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也不仅仅因为他和王淦昌、彭桓武一样,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为‘两弹一星’的研制立下了不朽功勋;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位表里如一、冰清玉洁、刚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民的科学家。他高尚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夏明星 舒平文 军事史林供稿)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 www.chinam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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