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瑞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1968年初冬，我们正参加烧暖气锅炉的顶班劳动。突然传来郭永怀副所长不幸牺牲的噩耗，大家都沉浸在哀思之中。以后，每逢初冬时节，看见烟筒冒出的缕缕青烟，就想起他迈着大步，低头沉思的修长身影。每逢攻关苦战，就浮现出他一丝不苟，凝神思索的清瘦面容。每当研究工作有了一些进展，心里总是默默地感激着严师的启蒙。在林彪和“四人帮”严重破坏科研工作的岁月里，特别是在现在大治之年时，人们多少次地重复着同一句话“他要是活着就好了”。是的，人们怀念着他，他的精神活在人们的心中。
1961年郭副所长在力学所负责建立理论研究室。我们从不同单位抽调在一起，研究磁流体力学。从此以后，他就指导我们去掌握这门新兴的学科，探索其中的规律，并运用它去解决实际问题。
郭副所长十分强调结合工作边干边学，出成果出人才；非常反对一天到晚去学校听课，单纯地打基础。在初创阶段，大家对磁流体力学不了解，郭副所长指定两本书，集中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就根据学科研究的方向和每个人的情况，给每个人出研究课题，或做调研，或做方案证论，或做理论分析。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近期的具体工作。通过研究工作的实践，大家逐步熟悉做研究工作的思考方法和处理方法，学会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同时也巩固和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他规定每周有半天的学术讨论会，全体人员都参加。在会上，大家轮流报告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介绍国外学术动向，讨论工作计划和方案。他每次都认真地听大家发言，不时地提问题、发指示、谈见解，学术空气十分活跃。这种学术讨论会对大家帮助很大。一方面从郭副所长的言谈中，可以领悟研究工作的方法；一方面从别人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每个人还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检验掌握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程度。同大家一样，郭副所长也讲过，这种讨论会使他也学到不少东西。平时，他还经常到下边来讨论问题，检查工作。由于他深入科研第一线，指方向、出题目、抓成果，不少人都感觉到，在那段时间里自己成长最快。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每项成果，都是他的心血浇灌出来的。郭副所长在理论上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他还十分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在他的督促下，我们先后建立了三个实验室。对具有潜在重要技术应用的一些长远性、探索性的课题，进行理论的分析计算后，还要做机理性的实验研究。他多次主张，新分到研究所的大学生要先在实验室工作一两年，然后再考虑选择方向。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做理论研究的同志有一段时间也都去参加实验工作。他反复讲过，理论分析要通过实验研究来检验，然后推广到生产中去，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提出面向生产解决实际问题时，他还强调科学院的研究单位要重视探索性的工作，要做未来生产和技术的理论储备工作。郭副所长从不为了“迎合潮流”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他耿直作风的写照。
郭副所长十分重视科研人材的培养和使用。他常常说，在进出人的问题上“我帮你们把关”。每年新来的大学生通过入所考试以后，他选择一些到室里来。有的同志不擅长理论分析，可以进行实验研究。室里一些同志不愿意，或者不适宜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就调整到其他室或其他单位。这种调整既涉及高级研究人员，也有中、初级人员。他选用人材的标准是科研实践，而不是空头政治或空口大话。有人曾批评他说，领导给他安排的人没有带好。其实，这正是他任人唯贤的结果。如果他认为你不合适，不管你是组长还是秘书，都有可能调整。通过科研人员的选拔、调整、培养和使用，使科研队伍比较精干，工作效率比较高，学术气氛比较活跃。这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郭副所长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是难以忘怀的，我经常感受到他的关怀和温暖。他先后给我出过三道研究课题。1961年底，我被叫到他的办公室。由于接触不多，我是相当紧张的。他和蔼地问了些情况，然后叫我做“变截面磁流体力学一维管道流动”的课题，指定了几篇参考文章，提出用某种数值计算方法求解。这个题目，我紧张地做了半年，用级数的方法求了一种形式解。接着，他叫我对一种磁流体力学旋转流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这时，需要自己查文献，找资料，借鉴国外的有关工作。为了从理论上和技术上掌握这个问题，我又仔细地读了两本书。进而，他提出研究三维流动问题。这时，已经没有现成的文献可以直接引用，问题也比较复杂。我们用一种小参数展开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分析工作有一些结果以后，他就要求我们进行实验，进行原理性的检证，并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验的重要性，强调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技术中去的巨大潜力，不断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
郭副所长的指导是很严格而具体的。对于我工作和学习上提出的每一个业务问题，他都一一认真解答。有时，指出一个思路或答案，让你仔细思索；有时，指定一篇文献，叫你查阅；有时，不得已去叩开他的办公室，他也是耐心地把问题讨论清楚。他看到国外书刊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就主动来找你，问你注意到没有。尽管他工作非常繁忙，既要主持所里的日常工作，还兼职许多其他部门的工作，可是每当我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他总会主动来找我讨论。有时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他要从头推导，反复推敲。我写的研究报告，他都要仔细批改。他教给我思考问题的方法，指给我科学研究的途径。他是启蒙我们攀登高峰的严师。郭副所长还逐步地要求我们开阔眼界。他经常叫我们审阅一些稿件，学习别人的长处，扩充自己的基础。他也临时出一些题目，希望我赶快做出来，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记得有一次他叫我去做一个工作，我说有位较著名的美籍学者做过，但没有成功。他说，别人做不出来，我们也可以做，他教育我们不要迷信洋人，要勇于探索真理。
郭副所长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学到许多书本上不记载的活知识。他的方法是坚持边干边学，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基础训练，广泛充实提高。他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更严格。时时用他的行动来教育大家。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旧社会，没有供他求学的优裕条件。他常说自己是靠勤奋和刻苦学习才成功学业的。他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官达贵们。回国以后，他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入了党，在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副所长中午从不休息，早来晚走，上班时繁忙而紧张。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准时到所里来工作。即使在平常走路时，他也在思考问题。他能在繁忙工作的同时，深入科研第一线，把我们研究室的工作朝气蓬勃地开展起来，使大家在业务上迅速成长。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他都要认真考虑再三，常常突然来找你谈一个想法，而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或者星期天。正由于此，他不愿意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除非你真正说服了他。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有一次，他招考研究生，有两个人考试成绩差不多。他让人去调查一下，谁勤奋些就录取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坚持工作，也帮助我们安排工作方向，提出指导的意见。在这样勤奋的人身边工作，你也不能不勤奋。那段时间里，真是办公室灯火通明。有时深夜开完党委会后，他还到办公室里来看望大家，使人倍感亲切。
郭副所长不仅有严谨而勤奋的学风，在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看问题很深远。比如，我们从60年代初开始研究磁流体力学直接发电，做了一些燃气试验。他接管这项工作时，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提出这种新型发电原理应该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要加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不要只是追求大装置、大输出功率。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远期有明确的目标，近期有具体的工作。再如，1962年他提出利用电磁离心方法分离同位素的设想，让我们进行理论分析和机理实验的研究。在这前后，国外也有类似想法的专利，但具体工作却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他不主张做小题目，写小文章。他给我们定的方向，都是重大的探索性课题，都可能会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为了教育我们热爱基础理论研究，他多次谈到，一旦生产上提出需要，基础研究就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并用半导体、火箭及喷气技术的发展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耐心地强调，科学研究机构应该进行探索研究，不要等待别人提出要求。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不同，许多问题生产单位照顾不到。他指出，研究问题有时也会看错，错了就纠正嘛；而探索成功就解决不少问题。郭副所长他重视基础，重视理论探索，但这些都不是空洞的，他是为了明天的技术和生产的需要，是想着为国家多作贡献。郭副所长是从旧社会奋斗过来的人，因此他非常热爱新社会。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整个身心都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他勤奋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深入的严格指导、精邃的学识见解，以及要为国家多作贡献、作大贡献的热情，都激励着我们后人更努力地工作。他用他的言论和行动，督促我们去攀登科学的高峰。他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