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惠欣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207所，北京，100045）

1960年底，我从苏联回国,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水洞建设的三零九组工作。不久，三年困难，项目下马。这时我去见郭永怀副所长，在他的建议下我去了十一室高超声速气流传热组。当时,他是主持全所业务工作的所长, 比较忙, 一般很难见到，实际工作是卞荫贵先生指导。直到1966年前后才有机会在郭所长的直接指导下工作，聆听他的教诲，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66年的一天，所里召集一个会。郭所长在会上做了传达，大意是国家准备研制反导弹武器系统，代号是“640”工程。整个工作分为若干分系统“640-1”“640-2”……“640-5”等。各分系统由各相关的工业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实施。“640-5”是目标识别系统, 由于情况特殊, 问题复杂, 涉及中国科学院的多个学科和研究单位, 具有较强的探索性, 难度很大，由中国科学院利用其多学科的优势, 组织多“兵种”的攻关队伍实施。

郭先生早在20个世纪50年代就积极倡导高超声流动的研究。 1957年又明确提出气动力，气动热的问题， 并在所内有所安排。 1964年强调提出再入物理现象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建立高温物理研究所的建议。他曾提出“我总觉得弹头通过核爆区，灰尘粒子会有影响”等一系列的超前看法。由于他个人的威望和对科研工作的真知灼见，就很自然地被任命为“640-5”分系统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这一时期“640-5”的工作困难很多，压力很大。参加这一工作的院内外科研单位不下十余个，人数也不少。时值“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领导变化多，变化快，意见很难统一，工作更难落实。先生见到这种情况，内心虽然很是着急，但也十分无奈。我们力学所十一室的几个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还比较稳定。先生有时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工作，因此与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记得当时只要他不去外地开会或去基地出差，几乎每周都要与我们见面，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也会谈及一些当时先生关心的事。

先生的工作一直很多，很忙。但他心态平和，思维敏捷，记忆清晰，有条不紊，他言语不多，但轻重缓急拿捏得十分清楚。九院的工作正在火候上是一刻也不能耽误，所内的重点工作和一些学术活动必须尽力保证。至于“640-5”的工作，先生认为应该是起步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基本工作需要做，但他不主张铺大摊子，认为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先生很赞赏我们国家现代力学发展的成功做法：他十分重视实验工作，他认为，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实在太重要了，但应该少而精，因为它实在太花钱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所的工作很难做，也无法做。当时先生很关心我们力学所十一室高超声速气流和传热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气动热、辐射、电离、烧蚀等问题的进展。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利用当时使用起来并不十分方便的计算机进行流场分析计算工作，并认为这是缺少实验条件下最快取得有关参数量级关系的方法。先生认为目标在外层空间飞行对电离层扰动所形成的尾迹是中段值得观察的现象，目标再入时由于气动加热所产生的等离子鞘套和尾迹同样值得重视。先生还提出了许多当时没有条件开展或很难开展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640”工程召开多次全系统和分系统论证会，急于要把工程从设想酝酿阶段推向工程实施阶段。先生对此虽有兴趣但总觉得还有许多问题不清楚，尚需要必要的条件和时间。先生牺牲以后的年代里，“640”工程各分系统分别展开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走了一些弯路，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浪费。

先生对年青人总是寄予很大的期望，呵护有加，尽心培养。只要有时间，他总乐于参加基层的科研活动。一次我陪他去参加一个有关计算流体问题的讨论会，从他的提问中我才知道先生在计算技巧方面的造诣也很深。那次他显然对那位年青人不太满意，但并没有直接批评他，却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家乡山东农村，农民要使自己的小毛驴多干活，干好活，会把它的生活习性特点摸得一清二楚，否则驴脾气一发，是不会听你使唤的。今天，我们使用的是复杂得多的现代计算设备，更应下真工夫搞清楚它的特点，掌握它的奥秘，否则它也是不会替你算出好的结果来的。”他这一番言简意赅的谈话，使紧张的气氛消散了许多，大家也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

多少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与先生日常相处、爱惜时间的二三事却怎样也不能忘怀。人们通常认为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肃、沉默寡言、一心一意只有科学的学者，接触稍多后就会发现先生还是一位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幽默风趣的长者。

1967年10月，“640”工程总体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论证会。一天中午会议结束，大家正准备去餐厅进餐，先生突然对我说：“邬惠欣，借我一张餐券。”我心中很纳闷先生为何如此客气。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下午先生又专门送还我一张餐券。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先生是从来不带钱的。

会议进行到各分系统小组讨论，地点就安排在各小组住的房间。记得有一天中午，大约一点刚过，先生专门从中关村驱车前来海运仓参加小组讨论。当他兴致勃勃地推开我们的房门时，发现大家正躺在床上睡觉，他有些吃惊，大家也感到十分尴尬，忙起床收拾准备开会。为了平息大家的不安，他特意谈了些轻松的话题。但他还是表达了中午这段时间是很好的工作时间，用来睡觉实在是很可惜的想法。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先生是从来不午睡的。

在平常的日子里，晚饭后先生常常去所里办公室工作。如果是冬天，先生经过新浇的灯光溜冰场，见到互相追逐嘻闹的年青人，他会在那里伫立良久，有时长达几分钟，然后才慢慢离去。先生对当时唯一的体育赛事世乒赛也很关心，只是时间不饶人啊。

1968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先生把我叫去，说他很快要出差，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希望有些工作能推动的尽量推动。他还亲自同我去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谈协作课题的落实。在我们步行去计算所的路上，不知怎的就谈起了国外空难频传的事。先生说，乘飞机出事的概率还是要大一些，出行最好还是陆路交通。但他又用加重的语气对我说：“邬惠欣，我告诉你，中国民航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民航。”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与先生的最后诀别。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先生是开拓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伟大学者、科学家，他的成就与技术实力，本可以在相当平和而舒适的环境中，按部就班地取得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而功成名就。先生一生对“湍流理论”的研究情有独钟，每有机会就会兴致勃勃地谈及，然而当先生的个人研究兴趣与国家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先生坚定地选择了急国家之所急的艰辛道路，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广大知识分子终身学习的。

先生品德高尚，淡泊名利，服从大局，勇于奉献，远见卓识，百折不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执著追求的正直的爱国科学家。

回顾先生在祖国国防科研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对我们广大的后继者，特别是年青一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鞭策，这也必将激励我们以先生为榜样，继承先生毕生追求的事业，努力攀登国防科技事业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