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郭永怀先生1956年从美国回来后，便担任了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于1960年到二机部九院兼任副院长，负责力学、环境条件实验和武器化设计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我于1958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九院，先后在实验部、设计部和科研生产办公室工作，因而有幸走近郭先生，向他汇报科研工作，陪他参加一些技术协调会议，聆听他的教诲，体察他的言行，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情。

郭先生平时看起来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不好接近，其实他内心热忱，待人真诚，言语温和，平易近人，是一个很好相处的老先生。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不久、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后生，总是循循诱导，从不疾言厉色。

下面就是我回忆起来的在九院接触的几件事：

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科研工作进入武器化阶段，当时郭先生特别强调在外壳设计中使用铝合金结构。他说铝合金结构在飞机上应用多年，技术上已经成熟，那样可以大大减轻飞行重量。这一建议对以后的工作发展是很重要的。

随着爆炸当量的不断增加，为了空投时的安全，对核弹气动外形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每个设计方案我们都要向郭先生汇报，然后进行风洞实验和空投模拟试验。记得每次汇报，组里都会有很多人到郭先生的办公室，郭先生则端坐在旋转椅上，谁发言椅子便转向谁那边，与他面对面谈话，这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最初我们科研报告写得不够规范，既有学术部分，也有工作总结，郭先生看后教我们把两者分开来写，这样便可把两方面都写好。

1964年设计部搬迁“221”（青海基地）时，可能领导对空气动力小组另有考虑，安排其仍留在北京，由郭先生出题目进行调研，当时我负责调研氢气炮。1965年气动组也搬迁到“221”去了，我则被留在科办参加二、七机部的两弹协调工作，不能再做这项研究了。但氢气炮这个项目仍在郭先生指导下进行，后来我在力学所、“29”基地都看到了设备完善的氢气炮实验室，九院也建了相应实验装置，可见郭先生预见之远。

“文革”动乱期间，正常领导秩序被打乱了。但九院科研工作仍在进行，每次试验前的技术协调工作，以前都由国防科委、工办领导出面主持，相关工业部门或军兵种负责人参加。而这时大部分领导都靠边站了，科委、工办只有一些参谋参加，郭先生不仅学术地位独特，而且行政级别也是最高的，因而这些会议便由郭先生主持。那时有一股风气，每个人随身都要带毛主席语录，开会前要念一段，在部队风气尤甚。因此我也根据会议内容，先选几段语录给郭先生。看来先生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念过一两次后便不念了，对我说以后语录由你来念吧。听郭先生这么一讲，我就说以后不念算了，所以后来开会没有再念语录，参会人员也没有提出异议的。看来当时造反派都抓革命去了，做业务工作的都不愿搞形式主义那一套。

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郭先生非常关心下面的工作人员，记得每次请郭先生参加外面的会议，都是他从中关村先上车到花园路来接我们，而回去时则是他叫司机先送我们到花园路下车后再送他到中关村。当时我们年轻，都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应该颠倒过来才是。因为郭先生不仅是领导，而且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郭先生对我们这些小字辈无微不至的关怀。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从“221”检查试验准备工作飞回北京。傍晚时分，北京上空阴云密布，暮霭沉沉，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寻找降落机会。我住在塔院一号七号楼，耳边总能听见飞机的嗡嗡声。第二天上班后，噩耗传来，飞机在备用机场降落时坠毁，郭先生不幸牺牲。当时郭先生还不到60岁，这对九院、对力学所、对气动中心（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国家整个科研事业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对亲人李佩先生和郭芹是多么惨痛的永别，对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也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伤痛，我们失去了一位难得的领导和慈祥的老师！1972年以后，我虽然从河南“劳动学校”调到了力学所工作，但已无缘再向先生请示指导或汇报工作，只能在每年的清明节，和李佩先生及力学所的领导、同事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瞻仰先生的遗照，清扫先生的遗骨盒。直到1988年，力学所主楼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落成，在12月5日先生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力学所和九院的领导一起，把先生的骨灰安葬在塑像下面，才了结了大家的一件心事，使先生又回到我们身边，日日夜夜同科研工作在一起，激励后来的人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几句古文，用来形容先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