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

我是在对日抗战的初年，因为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了国外。从那时起到去年归国时止，在加拿大和美国共住了16年，在美国一共是15年。在美国这15年里，前5年是读书和研究，后10年加入战后康乃尔大学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在这10年里，一面学习，一面教学。从外表看来，尤其是在美国人眼里，我在事实和精神上，已被认为是康乃尔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去年在我刚辞去学校里的职务时，许多朋友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放弃这样一个悠闲自得的学术生活，重新走上这样一个“渺茫”的前途呢？我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美国是一个工业先进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治阶级为了模糊阶级间的界限，就把全国公民按种族分作很多等级。因为这个原因，种族间互相歧视排挤就很厉害。黑人的社会地位固然很低，我们中国人在那里的社会地位也很可怜。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国人只配给别人洗洗衣服和烧烧饭。因为有这样的歧视，一般中国人的谋生之路，大都只限于中国城，而中国城是有限的，它的唯一出路，是在保持又脏又乱和不三不四的“东方风味”，以供游客的“开心赏目”。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的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们的心灵上留下一个创伤的烙印。美国的一个著名音乐家罗伯逊，为了避免遭受这样的责罚，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到苏联受教育，后来非美委员会审问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把儿子送苏联上学？他的回答是，要他的儿子在一个有自尊心的环境里成长。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第二，我在美国15年内，耳闻目染，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有了相当的认识。口头上他们说他们有法律，有自由，其实这是骗人的。美国共和党为了获得1952年大选的胜利，它的后台老板们就不惜血本，把一个毫无道义的参议员麦加锡捧出来，他一个人胡作胡为，破法乱纪，摧毁人权。在这个潮流最盛的时候，真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被陷害。这就证明，他们所谓法律是多么空洞，他们所高唱的自由又是多么脆弱！

在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们有良心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生活下去吗？在异国居留，尽管住多久，总是作客，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一切活动，我们都不起作用。相反的，我们祖国的今日，已非昔日可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到7年就把一个老大古国变成一个伟大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取消了剥削制度，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一切权利。追求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选择是很明显的。

第三，我没有出国以前，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给我们很多援助。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友好的对象，不是中国的广大群众，而是为他们服务的少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天天嚷着帮助中国，但是一提到真正帮助中国人民的时候就立刻遭受到那些在美国统治阶层中的有力的人的反对。我记得，有一次，美国政府声称要考虑协助国民党政府修建扬子江水坝，事实上只是说说而已，同现在的对埃及的阿斯旺水坝一样，可是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就是一片反对之声。

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驱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的山河。

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开始，由于我们外交的胜利，接着美国就把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取消。我就在那个时候，作出返国的决定。到了1956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了绮色佳，经美国的西岸候船西渡。在离开绮城之前，得到不少美国朋友的鼓励和同情。他们觉得我走了，虽然会给康乃尔大学短期内一些不便，但是因为我走了，使他们更能了解，更能接近新中国。青年们也来恭维我们，说我们的回到祖国去，是过去而在目前已经死去了的美国的精神的表现。他们觉得，对中国一切虽然很隔阂，但是从今以后，通过许多我国留美科学家的回国，会使他们更多地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可以说，尽管美国政府以高压的手段，来限制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来往，但是一般的美国人民，对我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由于人民的强烈要求，这种强制政策一定是要失败的。

上船以后，我们遇到了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日交谈， 3个礼拜的海上生活，很愉快地过去了。在九龙车站上，我们初次接触代表新中国服务的精神的香港中国旅行社。到深圳时，碰到科学院派来接待我们的两位同志，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海关以及在车站上工作人员，他们的谦虚和蔼的态度和工作的效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先我们回国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赞扬，不是为了敷衍，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心里说出来的。

去年10月，我们抵达阔别了19年的首都。我们到的时候已是深夜，但多年不见的长一辈的师长和朋友们，都来热情地招待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我过去在北大读过书，这次来可以说是旧地重游。我对于老北的印象早已很模糊，我只能从新的建筑来辨别解放以来的改变。一般地说，城内的变化较小，城外的变化大。城内每一角落都在变化，一个突出的改变则是横贯天安门的东西长安街。在过去，天安门也是北京最宽旷的地方，但是绝不能和扩建后的新天安门广场相比。御河前边狭小街道展宽了，旧日的一垣短墙拆除了，从天安门南望是一片空旷，耸立在眼前的有英雄纪念碑和前门，真有雄伟壮丽之感。

城外的面目更是焕然一新。我记得，旧日出了阜成门迎面而来的是几处小村落，现在是高楼大厦。大体说来，出西直门向南，和出西长安街尽头的复兴门向北，这一大片郊外地区，是正在兴建的新市区。在城西北方面，沿着去颐和园的两条公路，就是将来的文化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就在这个地区发展。城东方面是工厂区。

我在国外的时候，已听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政策。我当时对于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虽然知道它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体会到它的重要和它对于学术和文化艺术的远大影响。回国后几个月来，自己读读报纸和杂志，再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和推行这个政策的党和政府的英明。

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宣传的目的，一直想证明统治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说有所谓“官方的科学真理”。据我回国后的了解，解放初期在科学领域内，发生过一些对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成就重视不够的情形，但这不是一个制度或一个党的缺点，而是在没有经验的时候，所容易犯的毛病。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曾有人反对过相对论和天演论吗？针对着这些缺点，就更加看出“百家争鸣”的意义和它的重要。现在，在“百家争鸣”政策下的学术状态是怎样的呢？在自然科学里面，没有问题，这个政策是彻底贯彻了的，在其它方面如哲学、历史、艺术、戏剧等等，也是尽量推行。学校里我们诚然是灌输唯物思想，但是唯心的哲学也不排斥，也可以争鸣。对唯心哲学的分析和批评，比以前深入了。对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空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绝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作到了的。

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是学社会科学的，他们总觉得他们和学自然科学的人不同，觉得回来后对国家无所贡献。其实这是不对的。一年以来，国内学术在各方面的活跃现象，看看报纸也就够明了。过去我当学生时代的前辈如冯友兰、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诸位先生，在报上不是常常发表意见吗？我们的国家大，问题多，要是有一技之长，都有发挥和用武的余地。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存在着旧社会带来的恐惧心理，觉得朝中无人，举家回来后，不但没人理会，而且有失业的危险。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不会发生的。

国内学术自由的情况，在国外是不容易想象的。美国统治阶级张口闭口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些自由，我们都很清楚——这是空话。试想，在美国学校里边，有人敢讲官方不许可的学术吗？美国戏剧界和电影界的人，因为不跟官方走而失业的，不是很多吗？因为有这些情形，我们在国外对于口号，总存着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个“官方”的官是代表谁的，要是他们不代表我们而又要我们跟着他们走，当然他们要欺骗我们。如果政府是人民的，它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这它就不必欺骗，说出来就要兑现。问题的真正的关键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