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
今天，我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永怀同志牺牲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感到极为荣幸。刚才哲敏同志对永怀同志自1956年从美国返国以来，在短短的十二年中对领导力学所、发展我国的力学和国防事业等作出这样重大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评价，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以前我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这次来参加纪念活动，也使我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在永怀同志于1956年初来力学所担任副所长之前，我和他一共有三次接触。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夏天，那年，他在南开大学物理系读完两年，之后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作三年级的插班生，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在抗日战争之前，北大和清华两校就有很多工作彼此协作，其中有招生工作。在那年的招生工作中，北大物理系要我对永怀同志进行口试，口试的内容为理论力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问答后我发现，他对这门功课学习得很好，懂得并能运用力学规律来解算力学习题，使我感到很满意，给了他很好的成绩。后来，他被北大录取了，这使我相信，其他课程他也一定考得很好。
永怀同志于1935年在北大毕业后回到故乡山东省的威海卫中学任教，1937年夏，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地进军华北，平津地区、河北与山东两省相继沦陷，永怀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辗转到达昆明，到由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当时我已在昆明，因此我们成了同事。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
1938年我开始进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我原来的研究领域是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转到流体力学方面，有一个历史过程。“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有好几位原来从事基础研究的物理学界的同事都想学习一些与国防事业有关的学科，希望能为抗日战争做一些工作。例如，对Compton效应作出杰出贡献的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就想发展金属物理和无线电学，在他的倡议之下，清华大学在昆明期间就办了一个金属物理研究所和一个无线电研究所。在量子力学初期研究阶段曾获得重要成果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兢教授于1933年辞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的职务而参加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几经周折，最后在昆明创办了中央机器厂（今昆明机械厂的前身）。我自己从1931年开始学习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等学科，但由于我一直在学校里从事教学和科研，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础科学的领域，所以我的科研最后落实到湍流理论研究上。
在我开始湍流理论研究工作之后不久，西南联大物理系就有六位青年自愿来和我一同工作，在助教中有林家翘、胡宁与郭永怀，此外还有两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名大学生，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愿意来和我一同工作也有学术上的原因。湍流理论在流体力学中是一个有名的难题。Reynolds在1895年的重要发现在于：在充分发展了的湍流中，流体的运动分为平均运动与脉动（或称涨落运动）两部分，并且他从Navier-Stokes流体运动方程用平均的方法导出平均运动方程。在1938年我们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在国际上流行的湍流理论就只是用平均运动方程作依据，引进假设来求解，因此只能获得湍流运动的平均速度分布。
我们在昆明开始研究工作时，就认为：Navier-Stokes方程既然是流体运动的基本运动方程，那么在从这组方程用平均的方法求出平均运动方程之外，还必须运用这两个方程组的差别，亦即湍流脉动所满足的方程——脉动动力学方程和平均运动方程在一道来建立湍流理论，从这组湍流脉动方程，可以推导出脉动速度的二元关联（它与Reynolds应力成正比）、三元和其他高级元关联函数所满足相应的偏微分方程，这样就提出了湍流理论的新课题，从而吸引了青年们来和我一同工作。后来，这六位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在抗战胜利之后都陆续出国深造，在新的环境中他们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得到发展，有几位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中就有永怀同志。我和永怀同志第三次交往开始于1943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他和林家翘、钱伟长等考取了英庚款的留英公费生。由于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事紧张，英国接受他们有困难，于是他们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1940年他们三人都到Toronto大学作研究生。永怀与家翘在Toronto学习了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到加州理工学院，在von Karman指导下做博士研究生。伟长在Toronto大学Synge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加州理工学院在von Karman领导下的航空科学部分成为美国航空战事科学重要研究基地。von Karman是在1928年从德国Aachen高等工业学校到加州理工学院兼职的，并在1932年后在美国定居，他培养了美国大批的空气动力学人才，并奠定了美国航空科学的基础。
钱学森在von Karman指导下于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是von Karman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助理教授，那时他也是在美国能在著名的高等学府任教的极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当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学者在美国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招聘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为战争服务。从而，也使工厂、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等，为华人和华裔打开了就业的大门。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中美成为同盟国，除了两国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合作外，民间的交往也开始增加，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纷纷邀请我国的科技人员与学者访问美国。由于清华大学还有庚子赔款存在美国，学校又恢复了教师出国进修的休假制度。1943年前后就有好几位清华同事，如陈省身、孟昭英等借此机会到美国作科学研究、进修或专业访问。
我就是在1943年初冬借清华休假的机会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进行研究工作的，1944年我花了全年的时间继续进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1945年及1946年的上半年我先后分别在战时临时成立的美国全国研究与发展理事会所领导的单位和美国海军部门作鱼雷空投入水的理论研究。
当我一到加州理工学院后就遇到许多熟朋友，那时他们在该院的不少部门进行工作，有的参加战事科学的研究，有的做博士研究生等。由于我有家，所以一到星期天，好几位朋友就来我家聚餐，他们当中有钱学森、孟昭英、毕德显、傅承义、钱伟长、郭永怀与林家翘等，每次都由他们分别买来蔬菜和鸡、鸭、鱼、肉。上面提到的前三位都具有较高的烹饪技术水平，所以他们三位常常主动承担炒菜任务，其他不会炒菜的就只能洗碗，我和永怀是洗碗的积极分子。星期天除了在我家聚餐外，学森和我还开车带着大家和我的全家到海边去野餐和游泳。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大家在我家茶余饭后也讨论许多古今中外的问题，其重点则为中国的前途。在昆明期间，虽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与生活，但是我们都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在珍珠港事变中，日军的偷袭虽然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灭，但是美国到底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把民用工业生产转变为军工生产，使美军很快就能在太平洋中对日军所占领的岛屿进行反攻并逐个占领。同时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又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不仅摧毁了军工生产而且使民用生产也几乎全部停顿，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指日可待。
这时我们大家有两种心情：一方面见到日本侵略军就要全军覆灭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政治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而感到忧虑。现在还可以这样讲：当时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拥护国民党政府，这因为我们到了昆明之后在一天比一天更为深重的国难中，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比战前更为严重，对这批人在战后能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抱任何希望，我们中间最坚决反蒋的人是钱伟长。钱伟长坚决反蒋有其历史原因。他在1935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和孔祥瑛（当时二人尚未结婚）一道从北平骑自行车到南京参加群众反对南京政府的示威行列，所以在思想上比较同情共产党。可是我们在国内时，国民党政府对延安长期封锁和造谣诬蔑，因此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与新四军深入敌后，动员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打击侵略军等伟大成绩，可以说毫无所知。那时美国的一些友好人士和新闻记者也曾访问过抗日根据地，并作过一些如实的报道，但我们看了之后，只是将信将疑。这里也有一个认识问题，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普遍存在着唯武器论的思想，而看不到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有领导地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里我要加一个小插曲。1944年正当日寇在我国节节进攻，而国民党军队步步后退的时候，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携妻带子来到美国并到我家探视。我问他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他一开头就说，共产党了不起，很可怕。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惊讶，我问他：“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政府送来的大量飞机大炮，为什么还怕共产党？”他答不出来，只是说：“可怕！可怕！”
现在看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蒋介石向美国政府索要大量的武器与美元，并不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为了准备打内战，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并用从美援中贪污来的几十亿美元的赃款养肥了四大家族。
当时我们十来人身居国外，既不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又没有理论指导，全凭个人意愿来讨论国家大事是不可能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的。在1944—1945年间我同永怀有较多的接触，因此能谈得更多、更深入一些。那时他正在写他的跨音速流动的博士论文，我们常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饭后就到学院对门的一个小公园里休息，常常探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谈论的中心问题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比较。他认为，在苏联社会中没有竞争，但在美国靠个人奋斗就可以成为科学家和资本家。由于我全家在美国，在家庭生活中常常与美国的大公司有接触，深刻地感到美国的垄断资本统治着美国社会，一位老百姓如果同一家大公司发生矛盾，吃亏的总是老百姓，如果把美国和苏联比较，则我又认为，在美国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还常常发生矛盾，有的时候还能对百姓有利，而在苏联只有一家公司——“斯大林公司”，所以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更不好过。总之，那一时期我们都不能正确地分析和估计世界形势及国家的前途。
1946年6月我辞去了美国海军部所主持的鱼雷投入水的研究工作，全家驱车到美国东海岸，我先后去英、法参加几个国际会议后再返美国，于1947年2月携全家回国，所以在我家的聚餐就此结束。
永怀在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1946年应William Sears聘请到Cornell大学一起创办该校的航空工程研究院。Sears是von Karman于1932年到美国定居后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培养出的第一位美国学生，在这座研究院工作的10年中，永怀有机会深入探索并贯彻von Karman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向与教学思想，为他回国后工作的指导思想打下了基础。在Cornell大学期间，他所完成的PLK方法，即Poincaré-Lighthill-Kuo（郭）方法并应用于解决流体力学问题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永怀同志在1956年初返国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最紧张的阶段。杜勒斯认为新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他提出所谓“骨牌(domino)理论”，认为，如果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则亚洲其他国家也会像骨牌一样倒向社会主义。当时永怀同志已是Cornell大学教授，有良好的科研、教学和生活条件，但仍毅然决然地全家克服重重困难返回祖国，和我们大家同甘共苦参加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来，这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的返国受到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中国科学院立即聘请他担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此后，他协助钱学森所长，使刚刚成立不久的力学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的中心。永怀同志在国外原来是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但他不仅热爱自己的专业——力学，而且为了发展祖国的力学事业，把自己很大精力和宝贵时间花在办好力学所的领导工作上。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们的工作与生活，并能虚心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因而受到全所同志的爱戴和尊敬。
在领导力学所的工作期间，一方面他继续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如发展电磁流体力学，另一方面他也开展应用基础的研究领域，如定向爆破等，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不怕困难、不顾个人的安危在“文革”动乱最严重时期到内地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工作，以致牺牲他最宝贵的生命。噩耗传来使我感到万分悲痛。
永怀同志为人光明磊落，禀性耿直，对人、对己都能严格要求，在负责《力学学报》的编辑工作时期，他严格要求来稿的科学性和创造性，一丝不苟，使学报能一直保持国际水平，因而受到我国力学界的普遍赞扬。
回忆起在40年代我和永怀同志在美国讨论国家大事时，曾感到前途茫茫。不料他在1956年返国之后，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通过他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学习，很快就转变自己的立场，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于196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牺牲10年之后，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全面改革，首先就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要发扬相互竞争的精神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永怀同志若还健在，一定会感到十分宽慰。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家在各条战线上的改革已获得巨大成果，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仍然很多。四化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大批像永怀同志那样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和高级学术水平的科技人员来加速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永怀同志的不幸牺牲，不仅是我国科技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周年了，但他那种忠心耿耿为国家、为人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老一辈要虚心向他学习，我们也要鼓励青年们虚心向他学习。这是我们对他为国牺牲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