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的奉献 不懈的求索

李毓昌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郭永怀先生是1968年因空难而逝世的,至今已有45年。期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曾两次开会,隆重纪念这位在力学领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并出版了纪念文集。郭永怀先生多年来是我的直接领导,彼此朝夕相处,我自认为对他十分了解。但是从阅读纪念文集以及与老同事的交流中,我对郭永怀先生的人品、学问不断有新的体会和认识。对郭先生的追思如同学习一位大师编写的名著,每一次学习都会有新收获,历久弥新。下面,我想分三个方面谈谈我对郭永怀先生人品、工作和培育青年的认识。

独立的人格、高尚的情操

1956—1968年是郭永怀先生回国参加工作的十二年,这期间一段时期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苦难。郭永怀先生在政治运动中,出污泥而不染,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他不仅独善其身,还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抵制各种错误言行。例如,“大跃进”以后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宣扬理论无用论,对理论工作一律贴上脱离实际的标签,要甚至取消理论工作。郭永怀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中对这种错误言论给予批驳,明辨了是非。钱伟长先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学识专长无从发挥,处境十分困难。作为力学学报主编的郭永怀先生,不顾外界非议,邀请钱伟长先生长期审稿,遇到重大学术争论还请钱伟长先生到会参加讨论,钱伟长先生独具慧眼,很快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明辨了是非,使讨论会圆满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挟持力学所党委要求开除田泽普同志的党籍,在全部党委委员中只有郭先生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章的,使他们对干部迫害未能得逞。正是由于郭永怀先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所以能够如此不畏权势,坚持原则,敢于担当。

郭永怀先生平日生活简朴。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李佩先生把毕生积蓄总共四万余元人民币捐献给国家,希望以此缓解国家的经济困难。他平日行事低调,是一位不求闻达的科学家。1963年,他坚持不让张涵信同志投寄给《力学学报》有关钝体扰流的论文写上自己的名字(其实这篇论文是在郭永怀先生具体指导下完成的,署上郭永怀先生的名字是符合常规的)。郭永怀先生说:放弃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是准备埋头苦干参加祖国建设,自己早把名利置之度外。

郭永怀先生以淡泊名利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人们常说,无私者无畏。正是郭永怀先生大公无私给了他直面各种险恶环境的勇气。

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郭永怀先生对青年人的教育既循循善诱又细致入微,把高标准严要求和细致入微的教导结合起来。郭永怀先生认为现在力学的发展,不管是流体力学或是固体力学是以它们和物理学、化学紧密结合为特征的。因此他认为青年研究人员除了有坚实的力学数学基础,同时还应通晓与自己专业有联系的物理化学知识,他让自己的助手学习朗道和栗弗西斯合写的连续介质力学,使他们从物理学的视角看待流体力学。他常年备有一块小黑板,每逢汇报工作时常让对方讲出对问题的整体了解,并在黑板上推导如何建立基本方程,如何对这些方程求解,对解算的结果如何评估。对青年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有时候不能当场解答的他一定会亲自查找资料,认真思考,尽快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郭永怀先生对学生的教育,不仅使他们增长了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科学研究的一丝不苟的态度。

郭永怀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与关心是全方位的,除了帮助他们在业务上成长以外,对青年人的家庭生活乃至婚姻都十分关心,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在《纪念文集》中,温功碧、魏叔如、柳春图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在此我也说些具体的体会,郭永怀先生通常总是全力以赴的从事业务工作,我们经常在晚上、礼拜天、办公室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利用节假日参加休闲活动实在十分罕见,这时候他还记起我这个青年下属,邀请我一起同乐。1959年春天,力学所办公室的王环同志给我一张戏票说是郭先生请客,当晚我随同他一起到长安剧院看梅兰芳演的《贵妃醉酒》。约在1962年,郭先生有两张十分珍贵的戏票,请我随同他到中南海的小剧院看四川川剧团演的《拉郎配》,那天出席观看的有什么中央领导,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拉郎配》荒诞的剧情和川剧对白的特有的风趣和幽默使所有的观众都开怀大笑,真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与郭先生长期相处以后,我深刻感触到他为人正直、诚恳、宽厚,对青年人关爱备至,在他身旁工作如沐春风,心情十分愉快。

郭永怀先生生于1909年,接受教育于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学术界许多有名的人物如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华罗庚、杨振宁、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同辈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能培养出这么多杰出人才?当今中国教育又应当如何反思?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值得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没有形成自由争论的学术氛围,不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学生习惯于接受顺应现实,缺乏质疑现实挑战权威的勇气。没有独立思考,也就没有创新,人才又从何产生。如果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中国教育能够得到实质上的改变,那将是对郭永怀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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