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春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周年了，但是人们依然深切地怀念着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把许多人领进了力学研究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刚正不阿，主持正义，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我对郭先生的了解当然始于求学时期，我们是1962年秋入学的研究生，当时还有张涵信、陈允明、戴世强等同志。从那年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们安排学习数学、统计物理、英语等课程到1968年多次来小楼检查工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一段时间内，郭先生与我们见面数十次，现在想来，这每一次的接触是何等的宝贵！在郭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对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在平时人们的交谈中，大家会情不自禁地提起郭先生的为人。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也常常要参考他的著作。尤其是在80年代初，我们根据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安排，为郭先生撰写传记，为此，我们曾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这使我们对郭先生的高尚品德与学术成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们深受教益的过程。我们深深感到，郭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一生！

打开郭先生的文集，仔细推敲，你就会发现他的论文都是针对着当时科学技术上的关键问题，譬如在40年代，“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瓶颈，当时在数学上混合型和双曲型方程的理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技术上还没有高速电子计算机，但是他竟然主动向卡门提出要解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问题，经过漫长的四个年头日日夜夜的艰苦思索和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通过艰辛的脑力劳动探索未知的自然规律和科学真理是他生活中最大乐趣。

很多人都知道，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先生敢于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辩护，他甚至直率地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工作会搞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处在领导岗位的知名科学家，在制订规划、确定方向、组织队伍、选择课题时，总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合，左右摇摆。因为他深知，错误的决策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曾多次受到冲击，一些年青人思想上有波动，郭先生就鼓励大家说：“一旦生产上提出需要，基础研究就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我所八室的激波管风洞是他以“研究生课题”的名义保护下来的，二十多年来，这项设备为国防科研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即使在国防科研中，他也反对单纯搞型号，一再强调“一定要抽人力搞基础研究”，在筹建某研究院时，当时没有人敢提建理论所，郭先生却极力呼吁，在1968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理论所虽然可以暂缓一下，但不能不建。”

有人认为，这大概是因为郭先生偏爱理论的缘故，诚然，郭先生最擅长理论研究，但他为了国家的需要曾几易其志。30年代，他为了国家的兴盛，放弃了他心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Kantrowitz在给郑哲敏先生的信中又提到，50年代郭先生回国前夕，他的兴趣突然从抽象的理论转到最实际的方面来。原来他是为我国的高速流动的试验设备建设做准备工作呢！至于回国以后，他更是全副精力投入力学与国防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去，几乎完全放弃了他心爱的理论研究。在那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只有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才敢于坚持真理，直率地发表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真知灼见！

郭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两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笔是有形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二十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它们大多已收集在《郭永怀文集》中；另一笔是无形的，这就是他的工作作风和治学态度。我们要继承郭先生未竟的事业，首先就要研究郭先生，学习郭先生，当前，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同时也走了一点弯路，因此，对我们搞基础研究的同志说来会遇到不少的困难，这里要包括科学上，经费、人力上和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一定要以郭先生的献身精神为榜样，坚守在基础研究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尽一份力量，决不辜负郭先生生前对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