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璞如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960年9月，我从苏联科学院学习回来被重新分配到力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住在中关村81楼集体宿舍，每天清晨沿着中关村大马路赶到所里食堂用早餐。在路上总会赶上一位修长身材的长者，穿着一件夹克衫，夹着一个皮包，大步向所里走去。路上的行人稀少，他静静地走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在大门口警卫战士向他行礼，他和蔼地微微一笑，连连点头。这时大楼前的广场上总有一位穿着灰干部服的老者，挥着一把竹扫把，已将大半个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两位相遇了，前者停下来，轻轻打个招呼：“赖处长，你早呀！”后者停下手中的活，略带恭敬的回应：“郭所长，你来啦！”一个是标准的山东话，一个是道地的荆楚腔。这二位，一位是一直伴在毛主席身边从井岗山走来的老红军、行政处处长赖纪美；一位是严谨笃学的科学家郭永怀副所长。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们，但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后来他们成为在力学所我最敬仰的两个人。

郭所长每天都是这样一大早便赶到所里，节假日也是如此，有时整天都单独关在办公室里。他有一个习惯，尤其是夏天，喜欢关上窗子，拉上窗帘。我们上食堂、打开水都要经过他的窗下，看到窗子关着并拉着窗帘，便知道郭所长一定在工作。有时晚上很晚了还能看到从窗帘透出的灯光。听他的秘书王先林同志讲，郭所长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查阅大量资料、思考、写作，你只要看到窗帘拉着，千万别去找他，以免打扰。

1962年所里调整研究室，我调到十二室工作，后来又担任十二室副主任，和郭所长接触的机会多了一些，主要是每隔一两个月向他汇报工作。郭所长抓工作特别细，一直具体到课题组，他也这样要求下面的科研干部。汇报时，室主任先讲，课题组长补充，一直细到理论、方案、模型、计算推导、实验验证，都不放过。方式不是坐下来读准备好的稿子，要站在黑板前一面讲一面写出主要结果，有时还得进行推导演算，郭所长也常会站在黑板前和大家一起讨论。每次汇报完，不仅工作上得到指导，在学术上也受益匪浅。老实说，郭所长平时是一位谦和的长者，但在工作上却是毫不宽容的严谨学者，汇报时如没有准备好，或者讲不请楚，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虽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训斥人，但是谁也不好意思经受他的责疑，所以有些高研在向他汇报时都特别认真准备，汇报时也很紧张。我就看到一位平时很潇洒的先生一面汇报，一面不停地擦脸上的汗，嘴也没有平时利索了。

1964年春天，郭所长把我找去说：“越南战场上对付超低空飞行的超音速飞机，用三七高炮效果不好，看看是否可以研制一种超小型的单兵使用的导弹，你去查一下‘红眼睛’的资料，认真考虑一下。”我当时负责“科一”探空火箭的总体，对科学院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了解，结合郭所长给我的资料，我做了些分析计算，把对材料、结构、推进剂、传感器、控制、发射技术、控制制导技术等做了一些设想向他汇报。经过几次讨论，他说看来只要发挥科学院的综合优势，组织得好，我们可以搞！他笑着说“要向院里汇报，我们也对世界革命作点贡献！”最后科学院向中央专委报告，1965年5月中央专委十二次会议讨论下达“由科学院负责，短期内研制一种超低空导弹。”这就是“541”任务。

“541”这个代号也是郭所长起的。1964年5月4日科学院和五机部的有关同志在白石桥五机部的研究院开会，交流超低空导弹的有关情况，并探讨合作研制的可能。我记得科学院参加会议的有自动化所吕强所长和屠善澄，力学所郭所长、李尧夫处长和我，新技术局的一位处长等。与会成员热情很高，一致认为可能而且应该大力协作来攻关，建议由科学院专门向中央专委报告。在议到要给任务起一个代号时郭所长说：“这是五机部和零四单位(科学院的代号)第一次合作的大任务，今天又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就取个‘541’吧！”大家都说好，就这样定了。在后来的研制过程中郭所长很关心工作的进展，除了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外，有时还亲自到分部现场观察试验情况。研制工作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飞速进行，被院里称为‘541速度’，郭沫若院长亲笔题字赞为“此地有大庆之风！”。这些都与郭所长的关心、帮助和督促分不开的。

郭所长直接负责十一、十二、十三室的业务，为我国的战略导弹研究做出全面的贡献，而且也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制定、部署策划的技术决策和领导人之一。1964年夏，我随郭所长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由应地所赵九章所长和力学所郭永怀所长两人为组长领导了一个技术领导小组负责此项工作，我记得有屠善澄、钱骥、魏忠铨和我等，一共是9个人。郭所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卫星的结构、与运载工具的接口、对运载工具的运载能力要求等，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虽然我在苏联看到过世界第一颗卫星的实物，但是对内部结构却一无所知，运载工具是绝密，无法拿到任何可用资料。我把情况告诉郭所长，他说：“学着来吧，我也不很清楚。先找文献看看，再动动脑筋。”两天后他又把我找去，给了我一大叠书和杂志，他告诉我其中几篇NASA报告要仔细看看，可能有用，其他的翻翻便行。他还告诉我几个数据，还特别关照：“你计算分析中用得着，但不要在报告中直接引用。”看来他在短短的两天里已查了不少资料，还做了一些具体分析。就这样，在郭所长的指导下我准备了一篇有关卫星结构、重量和对运载工具的意见，在一次技术小组会议上报告，这对以后决定卫星的方案是起了作用的。我后来回想起来，当时在国防科院正展出“东风二号”研制的最新成果，由于非常保密，我虽然有机会去看过，但收获不大。郭所长当时正在准备原子弹的试验，掌握一些运载的数据，不好直说，便托词说是参考NASA的报告，还要特别关照不要公开引用，可见他的细心。

郭所长是全面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在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三个方面都作出特殊贡献，这是很突出的。郭所长是个谦逊朴实、遵守纪律的学者，从不张扬，自己不说，也很少有人知道。例如，在他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从事原子弹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一次党委召开的讨论调整研究课题的会上，业务处根据院的文件要求提出一份调整紧缩课题的清单，其中把郭所长直接领导抓的一个题目以“无明确应用目标的理由”建议撤销。郭所长静静地听着，直到最后要定案时才缓缓地站起来说：“我一直不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不好说，现在我不得不说了，这个题目不能撤，这关系到同位素分离的关键技术。”最后加重语气地说：“这是为穷人也能造原子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严肃和深沉。

郭所长是个被人尊敬的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个令人爱戴的忠厚长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研究单位的几乎每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甚至中级研究人员，都被殃及。大字报铺天盖地，罪名一个比一个离奇，几乎唯一例外的就是郭所长，居然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他的。据说有位当时还在台上的领导“启发群众”说：“你们怎么不给郭所长提提意见呀？”但仍是毫无动静。

郭所长绝不是不敢过问世事的老好人。他在“文革”中还不避风险帮助别人，保护被迫害的好人。林鸿荪是位很老实的学者，为人谦和，学风也很好，“文革”一开始便受批判，后来一直作为靶子经受各种迫害。郭所长知道后便叫他住在自己家里，把他保护起来，并百般开导劝慰。他派人把我找去，对我说：“林鸿荪现住在我家，情绪很不好，听他说你俩关系不错，他还是听得进你说的话，你找时间和他多谈谈，他现在不是对前途失去信心，主要是失去尊严，面子上下不来，他对这个是很在乎的，你从这方面多开导开导他。”我按照郭所长的吩咐和林鸿荪谈了很久，似乎有些效果。其实当时我自已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国防科委接管力学所分部后不久，我被关在白石桥化工学校，属于半隔离状态，林鸿荪被关押在怀柔分部，完全失去自由。不久传来了林鸿荪自杀身亡的噩耗，我久久不能平静，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活生生的一个人，正当壮年有为之时，却以这样的方式而逝去。我怀疑！一直怀疑！我也常自责没有做好郭所长对我的嘱托。

郭所长对年轻人宽容、耐心、孜孜不倦的教导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另一方面对高级研究人员很严格也是知名的。我记得他分配我做的事他都要交待得很清楚，中间向他汇报或请示时他都是耐心地听取和讲解，甚至动笔推演，还介绍必要的参考文献。他每次说完后常要加上一句“你看是不是这样？”然后用手推一下眼镜，向你微微一笑。他的秘书王先林同志说，有次问郭所长，为什么对高研严而对年轻人又那么客气呢？他回答说，年轻人是在学习过程中，哪儿能和他们（指高研）比。他们应该知道的却讲不清楚，那就要严格一些。

郭所长处理和钱学森所长的关系也堪称楷模，总是尊敬礼让，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看到他对钱所长的讲话和主张有什么不同意见，更不要说争执，好像一切都是听钱所长的。有次闲聊时，我大胆地问：“郭所长，为什么从来没听到你对钱所长讲的有不同意见？”郭所长很严肃地说：“他是师兄嘛!”稍停一下又补充说：“我有不同意见都在事后我们两个人时当面向他谈了。”其实郭所长的年龄长于钱所长，论资历和学识都与钱所长相当，只是因郭所长先去别的国家，后去美国，师从冯·卡门时比钱所长晚了一点，郭所长便一直对钱所长执师弟礼，尊重、爱护、体贴，令人感动佩服。

郭所长在治学、处事、为人各个方面都留下值得后人继承的宝贵遗产。郭所长的蒙难是国家的损失，更是力学所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在力学所和郭所长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郭所长的言传身教，我都铭记于心，终身难忘。写这些作为怀念之情的抒发。

愿郭所长的英灵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