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叔如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我有幸曾在郭先生领导下工作，并接受过他的直接指导，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这个经历让我永生难忘。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大师，热心培育青年的严谨师长，又是一个能体恤下属的领导者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

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大师

郭永怀先生作为大师级的科学家与一般科学家的不同在于他的远见卓识，在于他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于他的见解和决策往往带有前瞻性。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他同志已经写得很多，下面我仅记述两件亲历的事例。

1966年六七月间，我们从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回所之后，“640-5”工程的研究工作正式铺开。有一天他找到我说，现在导弹弹头烧蚀防热问题已基本解决，他希望我从烧蚀防热理论研究转到烧蚀产物对流场影响的研究中来。他说，由于导弹弹头突防（反识别）的需要，将来的烧蚀材料中会加进一些“佐料”（即能影响流场光电特性的添加剂），为了弄清烧蚀产物和这些“佐料”的作用机理，需要做一些研究。目前，由于对其了解很少，又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数据，进行理论分析计算还比较困难，最好先从实验着手。为此，需要建一个电弧加热“装置”。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专用“装置”，不是电弧风洞，功率不一定很大，但气流必须很干净，测量设备必须很齐全。他又说，之所以要我们这几个原先搞理论分析的人来搞这一工作，一者，吴承康先生领导下的十一室电弧加热器课题到底是到“651”去还是到“632”（即“640-5”工程）来，还没有最后确定；再者，让你们参加一些小型实验，对理论分析本身的深入有好处。我们遵照郭先生的要求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做了研制这一“装置”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1967年5月，十一室电弧加热器课题目正式承担“632”任务，我们根据统一安排将这一工作移交给他们后，人们却对这一小小的“装置”没了兴趣，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16兆瓦的大功率电弧风洞的筹建中。后来，这个花了很大精力的大型设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直到1975年，在承担导弹弹头再入通讯中断研究课题时，在吴承康先生的支持下才又开始建设郭先生当年设想的那种“装置”。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装置”在再入通讯中断和化学减轻研究中起了关键作用。稍晚一些时候，701所电弧风洞室也建造了类似的“装置”，并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装置”在当年的再入通讯中断研究及其后的突防再入气动物理的研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这几十年来的导弹弹头再入气动物理研究，一直遵循郭先生当年制定的技术路线进行着，以致参与这一领域研究的同仁常常感叹，如果郭先生不是过早地因公牺牲，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许会顺利些，我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得多。

另一件事大概发生在1967年10月“640”工程工作会议后，以“640-5”工程为基础筹建的研究所（即后来目标识别研究所，207所）的建所方针越来越往研制目标识别装置偏移，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还认为，对在100公里以下的导弹弹头再入段再实施目标识别已经太迟，没有意义。虽然郭先生一再强调再入气动物理研究的重要性，但未能说服他们。这样一来，承担“640-5”工程任务的力学所这部分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员，将可能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为使损失减至最小，郭先生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决定将力学所人员中离研制目标识别装置更偏基础的激波管组和高温气体组，从承担“毛主席亲自下达的‘640’工程任务”的行列，调到以学科建院的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十七院）。其实，按郭先生本意，力学所十一室的其他人员也应调到十七院才更好些。但在那个“非常年代”，这已经超出郭先生力所能及的范围了。郭先生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几年后就显现出来了。被调到十七院的两个组，虽然也受到“文革”的干扰，但一直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在日后我国再入航天器的气动力、气动热和气动物理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激波风洞和低密度高温激波管两个设备，进行了进一步的调试和完善，并开始利用它们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而留在207所的那几个组人员，由于再入气动物理研究被认为可有可无，科研工作陷入停顿状态，白白地浪费了几年的宝贵光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74年8月被整体调入也是以空气动力学学科建所的七机部701所，他们在那里继续从事再入气动物理和其他气动力学问题研究，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热心培育青年的严谨师长

我第一次听到郭永怀先生的名字，是1958年在北航陆士嘉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的课堂上。当陆先生讲到高温边界层时，讲到了郭先生的贡献，并顺便使用极其朴素的语言介绍了郭先生。她说，郭先生思想好，一直准备回来为国效劳，钱学森先生的两封信把他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现在是力学所的副所长。由于在讲授近代科学的课堂上，特别是介绍科学家的贡献时，绝少听到中国人的名字，所以陆先生这一介绍，让每个听讲的学生都牢牢记住了郭永怀这个名字。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力学所十一室工作。虽然郭先生常到室里来，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直到1963年夏天的一天，室业务秘书通知我，要我好好准备，两天后到郭所长的办公室，他要单独听我的工作汇报。两天后，我如约来到郭先生的办公室。他让我坐下后说，你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烧蚀理论”的报告我看过了，他用商量的口吻跟我说，今天的汇报是否这样进行：你站在小黑板旁，先讲一讲你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和文献上看到的有关玻璃钢材料烧蚀的物理化学现象，以及你为提炼你的物理数学模型做了哪些简化假设。然后，在黑板上写出描述这些模型的基本方程，再一步一步地进行推导得出计算方程。最后，再讲讲所得计算结果以及你自己对这些结果的看法。我根据他的要求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推演，期间他还不时提问与插话。这样，足足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汇报完后他建议我再补充一些算例，将报告压缩成一篇文章，然后在五院的内部刊物《研究与学习》上发表。可惜，当我照做完成之后，《研究与学习》奉上级命令停刊了，这篇文章直到解密后的1983年才在《空气动力学学报》上公开发表。那次汇报后的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郭先生那么忙，居然花费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听我汇报，我应该理解那不是一般的工作汇报，而是他手把手教我如何搞科学研究。

1967年初，为了加强承担“640-5”工程各单位的工作协调和技术领导，以利于将来“640-5”工程研究所（当时未确定名称）的筹建，决定成立“640-5”工程总体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任命郭永怀为组长，我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组长。任命公布后，我找到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总体组都干些什么事，与我们室里原来的由各课题组业务骨干组成的中心组有何不同？并表示我承担“640-5”工程的时间也不长，很多事都不懂，恐怕难以胜任。郭先生对我说，与你们室原来的中心组不同，这个总体组是个跨所的、由新技术局任命成立的正式的机构，在“640-5”工程研究所成立之前负责整个“640-5”工程的技术领导工作。当然，原来的中心组还要好好发挥作用。至于如何做好总体组的工作，郭先生谦虚地说，我比你们懂得也多不了多少，大家一起干吧。总体组在郭先生的领导下，在统一和提高人们对再入气动物理研究性质与地位的认识上，在几个重要实验设备的提出与论证以及在新所的筹建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8年初，郭先生既要忙九院的工作，又要忙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他是筹备组的副组长），实在难以分身。在一次总体组和中心组的联席会上，他请来了谈镐生先生，并对大家说，以后由谈先生代表我和你们一起工作。可是从那以后，谈先生没有再来，一打听说是未通过“政审”，我也没再问，因为随后不久，我本人也因社会关系问题被调离了总体组。

在总体组工作期间，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是关于1967年七八月间为“640”工作会议起草“640-5”工程向大会提交的报告。根据“640”工程总体的要求，报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大批判”，另一部分是“640-5”工程目标的设想和实现的技术路线。起草由我们几个年轻成员负责并由我执笔。我们加班加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出一个稿子给郭先生审核修改。几天后郭先生却拿出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稿子，因为他几乎，重写了我们的稿子。我们几个人原先以为，对“640-5”工程目标的设想和技术路线我们没有郭先生懂得多，他进行大幅度修改应该是情理中的事。可是“大批判”部分是我们年轻人的强项，应该问题不大。可是将两个稿子一对比，我们不得不佩服，郭先生的稿子写得比我们的好得多，深刻得多。后来这个报告在“640”大会上宣读获得了好评。

能体恤下属的领导者

郭永怀先生作为国际知名科学家、主持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副所长，很容易被人想象成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脾气古怪的科学怪人和一脸威严、居高临下的官员，很难接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郭先生既是一个体恤下属，能和属下打成一片的领导者；又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且极富有人情味的长者。郭先生经常到研究室和实验室，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往往他一来周围围着一圈人。他既谈工作，解答疑难，又关心群众疾苦，谈天说地，偶尔还开开玩笑，其乐融融。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天上午，他又来到十一室小楼办公室，当大家谈得正起劲时，时间已近十一点半，对面食堂飘来阵阵饭菜香味，他发现下面似乎有点“军心浮动”，于是转移话题说，你们每天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太多，一天三顿饭都要排长队。又说，我在美国时常常带上面包夹上几根香肠，到工作室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现在每个月才56元工资，即使没有家庭负担，经常到福利楼去买面包香肠也不够啊！你们不要难为情，散了吧，我也要回家解决肚子问题了。于是大家一哄而散，说笑着下楼奔食堂而去，在食堂门口他还笑着招手与我们再见。

1967年10月，改了几次会期的“640”工程工作会议终于在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会期约三四天。由于这次会期更改比较突然，期间我的爱人正好从外地到北京探亲。当郭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我说，会议你还是要参加，不过你就不要住会议招待所了。这时郭先生还不忘开玩笑说，探亲假一年才12天，开会占去三四天，那么“牛郎织女”相会的时间就更少了。这样吧，反正所里每天要派车接送我参加会议的，你就搭我的车早出晚归吧！对于郭先生的这种安排，不仅令我们也令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感动，大家都说，那么伟大的科学家，事情那么多，还那么关心属下的这么小的生活琐事。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每天早上车子到郭先生家的楼下时，郭先生从没有让车子停留的时间超过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