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人和事 

田兰桥 

　　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退休，我几乎在力学所工作了一辈子，回想刚来所时的人和事，仍倍感亲切和有趣，随手记之，以示怀念。 

1 爆炸洞建设中的逸闻趣事 

　　70年代初，我调到力学所并分配在爆炸力学研究室，刚到所工作不久即参加爆炸洞的建设。大家都知道，爆炸洞紧靠着北四环，占地3000多平米，东西长约100米，南北长约30米。内部以爆炸洞为中心，周围建有电测、激光、高速摄影等实验室。现在看来在这里建个爆炸洞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同样也不是容易的事，但为了爆炸力学的发展，经过层层审批终得以批准。 

　　爆炸洞的建设从设计到施工完全是我所的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完成的，即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我到力学所时，爆炸洞的建设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爆炸力学研究室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建洞工作。除了我们外，大约还有一些工人师傅和一个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参加了建设。 

　　研究室的所有同志每天到建设工地上班，包括钱寿易先生、郑哲敏先生也时时到工地来。从运送钢筋、水泥、沙子、砖头、木材等等建筑材料，到绑钢筋、和水泥、搭脚手架、砌砖等等建筑工人的活计，我们研究室的同志都能干。这其中不乏有许多逸闻趣事。 

　　将和好的水泥运送并倒入料口，几乎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工作。这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运送水泥的小推车是独轮的，掌握平衡十分重要。我看着那些男同志，或高大魁梧，或瘦小精干，平时走路四平八稳，书卷气四溢。但推起小车，个个是曲腿哈腰、摇摇晃晃，加之工地路面坑洼，经常会看到还没到料口，小车突然一歪，一车水泥倾车而出，在大家的笑声中，不少人提着铁锹赶去抢救。 

　　爆炸洞整体由水泥现浇筑而成，中间有多层钢筋加固，所以绑钢筋十分重要。这些平时拿惯笔杆子的手，要改拿1尺多长，2、3厘米粗细的锥形钢钎，并快速地把几根不同粗细的钢筋牢牢地绑在一起，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好像选出了几个人去学习，由师傅专门教授这个技术活。刚开始上岗的头两天，他们神情紧张、小心翼翼、一言不发，即便如此，还常有不合格的，大家自觉返工。几天后，绑得熟练了，于是速度也快了起来，且边绑边调侃、聊天。然而危险也潜伏于不经意之间。一天，不知何故，在上面绑钢筋的一位仁兄不小心钢钎脱手，一斤多重的钢钎快速地直直落下，正好落在下面一位工人师傅的头上，万幸的是这位师傅戴着安全帽，只是肩部受点皮肉之伤。于是全体人员加强安全意识，工作期间不许闲聊。此事之后，工地落寂了一段时日，不久，又恢复了热烈、热闹的景象。 

　　随着墙体的增高，脚手架要不时地搭搭、拆拆。在上个世纪，没有现在这种组合式铁制脚手架，都是用衫木现搭起来的。搭脚手架的杉篙很长，需两个人动作协调，同时抬起，一同放下。有意思的是，如此简单的事情，这些学富五车的“老九”［注］也能干出花样来。有的同志人在干活，脑子在思考问题。于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人已经抬起一头，另一人站着发呆，或本应在喊“一、二、三，放”后一起将杉篙扔下，却常常刚喊到“二”时一方已经扔下，结果不是砸着自己或对方的脚，就是把对方拉个趔趄。因我年纪最小，老同志时时提醒我和别人抬杉篙时要小心，但我还是多次被砸，所幸并无大碍，却收获了多个“对不起”。 

　　后来，领导让我跟着陆岳屏一起，负责爆炸洞顶部圆球浇注的木模工作。设计和计算，对于这些同志不是问题，但安装可就不是仅仅动动脑、动动嘴就可完成的了。木模要一圈一圈地围成圆形，和绑好的钢筋保持严格的距离，外圈再用特殊的钢带固定，之后开始浇筑水泥、再振捣，一层一层，直到顶部。记得大约浇注到三分之二时，再要向上安装木模了，一块模板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时，有的说“不信找不到”，坚持满工地找；有的说再让工厂加工一块…… 七嘴八舌，吵吵了半天，问题没解决，但浇筑又不能停。这时上来一位师傅，拿着锯，胳膊下夹着几块板，一句话没说，量了量丢失模板的空档，噌噌噌几下就把板子锯好、安好了。这时一个声音传出“这不就行了嘛，白吵吵半天”，众人愣了一下，随即众笑，皆大欢喜。 

　　爆炸洞的建立，为爆炸力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基地，为爆炸力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初来力学所的我受到了一次锻炼。这是我在爆炸力学室的一段往事。 

2 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渐渐进入尾声时，科研工作也逐步正常开展起来。我参加了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研究组的工作，段祝平是我的课题组长。在最初和他工作期间，我很不适应他的工作方法，主要问题是他的“善变”。 

　　记得那时所里刚开始开展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从建设备开始。我负责根据大家讨论的方案，并参考国外的资料，设计并绘制出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图纸，再交由工厂加工。然而这段时间让我颇感头疼的是，往往图纸刚完成，即将送往工厂加工时，段祝平又提出更改意见。如果是个别更改，倒也没大问题，改就是了。而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一处尺寸改动随之几乎一套图纸的尺寸都要改变。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一套试件架和试件尺寸的设计和更改过程。在出图之前，全组进行了讨论，然后我来出图，一天下班前我完成了全部图纸，交给段祝平看后，他同意第二天送到工厂去加工。第二天刚上班，我正准备把图纸送往工厂，老段却叫住我说，昨晚他想了想，试件的尺寸还是如何如何更好些。由于那时我对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力学知识很少，于是就按老段的建议对图纸进行了更改。图纸完成后，在一天下班前将图纸送到工厂。本以为这项工作告一段落，谁知第二天一早，老段却让我将图纸取回来，他说：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还是应再改动一下。是学工出身，工程上讲究方案一旦定下来不能随意改变。特别是出了图纸若要改变那是要十分慎重的。对此我很是不满和苦恼。 

　　那时我和白以龙都住在城里，白以龙住三里河，我住西单。我们常常一同骑车回家，在路上经常交流工作情况，白以龙也经常给我讲一些力学知识。在那次来回更改图纸之后，我抱怨老段的思维变化太快。白以龙听我讲了过程后告诉我：老段的改变是从如何得到更好的实验结果考虑的。这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科学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变的过程就是接近事物本质的过程。 

　　白以龙的这段话使我感到科学研究和实施工程是有区别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逐渐适应了老段的“变”，而且认识并体会到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地创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就是要勇于创新，不断创新。这是我在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室的一段往事。 　  

3 郑先生教给我他在干校学到的方法 

　　郑哲敏先生为人随和，但治学严谨，对研究人员，特别对是有点资历的“老”同志要求十分严厉。那时听老同志讲，有些老助研在做学术报告时经常被“挂黑板”，即回答不上大家提出的问题，尴尬地站在讲台上。这被大伙儿戏称为“挂黑板”。所以大家在做报告前都很认真准备，若郑先生在座就更加倍认真。 

　　在一次郑先生参加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介绍了几种聚合物在不同的冲击速度下的变形及力学性能的变化。因为其中有些材料要用于复合装甲中，因此人们对其在承受高速冲击下的性能变化十分重视。我介绍了试件在不同的冲击速度下的应力、应变传感器测到的波形变化情况，以及试件变形情况，还有我们的实验结论。郑先生仔细地询问了实验过程，并让我将波形相关部分扩展开来，结合结论进行讲解。整个汇报过程还基本顺利，忽然郑先生问：试件受冲击后的温度是多少？由于我认为试件变形后的温度对性能变化影响不大，加之测温传感器在试件上不好安放，所以没有测过温度。现在听郑先生问起来，心中十分紧张，但还是以实相告：没有测。随后郑先生又问：试件受冲击后烫手不烫手？我介绍了几种材料受冲击后手感觉到的情况，有的稍稍有点烫，有的较温和，但不知它们确切的温度。 

　　这时，郑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说起他在干校劳动的情况，特别提到：我在干校时杀猪褪毛，水的温度要在60度以上。没有温度计，别人告诉我一个办法，用手试试，手能放进去温度就低于60度，放不进去、烫手，那温度就在60度以上了。进而，郑先生讲解了温度效应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以及对其分子结构也会产生影响等问题。 

　　会后一些老同志说，这是你作报告，要是你们组长做，那就得吃批评了。是的，在以后的接触中，我更深深地感到郑先生对年轻同志既有严格的要求，更多的是指导和教诲。我想，这里蕴含着老一辈力学家对后辈力学人的期望。 

　 ［注］：“老九”是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