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力学所园区内 , 每天都能路过钱学 森、郭永怀两位先生的塑像，塑像之前不时 会有鲜花伴随。我时常驻足瞻仰，敬仰之余 总会心生遗憾， 未能亲历先生们的音容笑貌。 先生之风 , 山高水长 , 虽不能至 , 心向往之！ 在先生们的心里，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而我有幸在微生物所工作时结识这样一 位先生 --- 郑儒永院士，她出身名门，一 样心系科学，一样淡泊名利。郑先生出生在 香港，父亲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她从小便 衣食无忧，成长的环境充满了爱和阳光，养 成了高雅娟秀的气质与温和善良的品格。我 第一眼见到她时，便能体会到这一点。先生 面庞清秀，神情温婉，衣着朴素，遇到与她 打招呼的人时，无论对方是谁，她都会驻足 双目凝视报以微笑。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 就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个人，一定是被岁月 温柔善待了的。有时很难将她与科学研究这 条异常艰难险阻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这在任 何人看来，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忍心让 她去对抗风霜雨雪，去挥剑披荆斩棘，去经 历煎熬，去忍受孤独。然而她就是用一颗温 柔坚韧的心，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为之奉献一 生的科学道路，仿佛和命运开了一个玩笑。

　　先生少年时代，家乡香港沦陷，父亲遭 受日军囚禁，母亲携全家逃难西南，颠沛流离还是坚持读完初中三年。为了不远离母亲， 让父母安心，先生放弃了一直心仪的清华大 学，改考校址设在广州的岭南大学农学院。 故事通常到这，我们都会顺理成章猜测先生 会陪在父母身边，一生岁月静好。然而起承 转合却是这样的，先生大学毕业后，离开了 父母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 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师从著名真菌学 家戴芳澜院士。师从名家，加之她本人对科 学的浓厚热爱和兴趣，科研水平日益精进。 然而戴芳澜老师并未让先生在科研上崭露头 角，而是把她安排在标本室。先生每天的工 作就是给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 先生回忆起这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的四年，脸上的神情使我为之动容。依旧是带着她那 平和的笑容，娓娓道来，仿佛在回忆生命中 一段幸福的时光。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整 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个真菌标本， 以及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在 别人眼中， 这是最单调， 最“低级”的工作， 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充电” 的机会。在先生看来， 这是心思沉静的四年， 这是扎实积淀的四年。在这四年里，先生在 科研这片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 人也许看不到她的成长，但是当破土而出的 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有了这深厚 的积淀，她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也有更加 充沛的动力，攀登上别人不可企及的科学高 峰。我想只有对于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极 大的热爱， 才能够这般单纯执着、心无旁骛。 先生曾笑言，为每一份标本做包装时，她都 自己设计，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 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在追逐科学真理面前， 科学家的心如同孩童一般纯净，痴迷。走近 先生，你会感到科学无比珍贵，科学研究无 比快乐。

　　四年沉寂之后，先生被安排从“幕后” 转到“前台”，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加上自 我不断用功苦读，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厚积薄发，即使在特殊年代， 在科研环境艰苦时期，先生依然用她特有的 认真细致和执着坚韧，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 名门闺秀，先生身上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娇 弱之气， 面对科研， 她不怕困难， 坚忍不拔，敢于挑战。她曾经这样说过：  “哪个行业都 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 兴趣，你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 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 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你有 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 平的工作。”先生对于科学执着的追求和不 懈的探究，60 多年从未停止，她在显微镜旁 认真观察的样子，是每个认识她的人心中最 美的画面。

　　先生已是耄耋之年， 和老伴黄河研究员， 互相搀扶走过了 60 年。两位老人心境纯洁善 良，一生淡泊名利，晚年将毕生积蓄 150 万 元捐献给国家， 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 用于激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 上不断追求。先生提携后学，甘当人梯。除 了在科研上倾囊相授，还不时在生活上给予 帮助。得知组内一位年轻人暂时生活遇到困 难后，主动要将自己的绩效奖励转给他，让 人动容。先生捐献前那句朴素的话，也让人 难以忘怀。在决定捐赠之前，先生在对老伴说： “老黄，你说咱们缺钱吗？不缺吧，要不就 捐了吧！”先生一生心中只装了国家和科研， 一直在为国家和科学事业贡献着全部的力量。 名利金钱，对她而言从未入眼，即使暮年， 仍有一颗赤子之心。她心里想的，仍然是如 何再为国家发挥余热，如何再为科学贡献力 量。

　　郑儒永先生身上有着中国老一辈科学家 的精神，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先生之风，吾辈往之。